【本报讯】最近这段时间,中国医师协会原会长张雁灵再次拾起这本书——《逼近的瘟疫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作家兼记者劳里·加勒特,她是“普利策奖”获得者,同时是一位公共卫生专业出身、全球著名的防疫专家。她在书中记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,病毒给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公共卫生带来的极大挑战。
在2020年1月“逆行武汉“去指导武汉蔡甸火神山医院建设后,张雁灵会长再读这本书,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。“时光十七年,华夏山河变,抗非精神在,再现小汤山!”
1月25日,大年初一早上,17年前曾任小汤山“非典”医院院长的张雁灵教授,奉命紧急赶赴武汉,前去指导武汉蔡甸火神山医院建设。在乘坐高铁赴汉路上,一首《去武汉路上》仿佛将时光倒回了17年前那场“人类”与“病毒”生死较量的时光。
“人类发展至今,除了战争、自然灾害,遭遇过最大的危机就是一次次的病毒和传染病。它们是人类要继续生存和发展必须跨越的坎,也是让人类一次次付出沉重代价的血的教训。”这是多次身赴抗疫一线张雁灵会长的切身感悟,也是他对“人类”与“病毒”之间关系的深切担忧。
三对关系谈病毒与人类的历史
《逼近的瘟疫》的劳里·加勒特作为公共卫生专业出身、全球著名的防疫专家,对埃博拉、SARS等大型传染病和公共健康危机有着深度研究。恰是在读完此书之后,张雁灵会长在结合自身经历的同时,从一个更加广阔的角度理解“病毒”与“人类”之间复杂而独特的关系。
“第一对关系,便是人类与病毒‘共生共存’。”张雁灵会长认为,人类始终处在食物链之中,吃也被吃,疫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。病毒微小、古老而广泛地存在着,就目前的了解看,病毒的种类和数量应该远远超过地球上的其他生命体。在漫长的地球历史中,病毒在不同的物种之间传递基因,对所有生命的演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但是,人类对病毒的了解还很不够,微生物数量巨大,根本不可能消灭,更何况,病毒、细菌也不全是有毒有害的,人类身体中就有许多微生物,离开它们人类无法生存,因此,人类不需要将病毒和微生物当敌人,应该与之和谐共存。
“第二对关系,大疫与现代化‘不破不立’。”张雁灵会长认为,伴随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,人们大量涌入城市,传染病爆发的威胁无时不在。人们逐渐发现,城市的某些居住方式、生活习惯和空气污染等,也为传染病流行提供了可能。比如,密闭的空调或空气循环系统容易传播疾病,美国1976年军团病疫情就是空调导致;比如,下水道系统设计缺陷也可能导致病毒气溶胶传播,香港2003年“淘大花园”1个小区出现了300多名SARS感染者,下水管道就是传染链条中的一环,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,人的素质得到提升,城市现代化水平得到发展。
“第三对关系,传染病与战争‘结伴而行’。”作为会长的张雁灵将军,很早就研究过此问题。他认为,病毒与战争是孪生兄弟,常结伴而行。一方面,疾病对战争产生重大影响,兵溃于病,因为疾病改变战争进程进而改变历史的案例不胜枚举;另一方面,战争也会引发瘟疫和其他传染病,血流成河,尸横遍野,最容易使瘟疫流行。
大疫为全世界上了一堂病毒科普课
“显然这次疫情,给全世界人民上了一堂最直接的传染病和病毒的科普课程。”面对这场突发的疫情,张雁灵会长深刻的认识到,虽然人类无法预知意外发生,但应该提前为意外的发生做好准备。
他认为,应对传染病,可分为连续的四个阶段即预防、准备、反应、恢复。“预防”就是在要在制度设计中,提前安排公共卫生的内容,要确定公共卫生管理体系的组织架构,制定好各类预案;“准备”是假设城市已经爆发大规模的传染病危机,需要构建一个城市应急管理体系,做到遏制扩散;“反应”就是准确根据传染病爆发的具体情况进行应对;“恢复”就是传染病危机平息之后,城市应逐步恢复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活动。虽然不同地方的情况、条件都不同,但预防、准备、反应、恢复的大体路径是相同的。按这样的路径一次次尝试、总结、纠偏,循环往复、不断适应,才有可能大敌当前冷静面对。
同时,这次大疫也为人类带来了深刻启示和思考。他总结到,首先,重视公共卫生就是重视国家安全。公卫事件不仅是卫生行业的事,更是政府和全社会的事,公共卫生安全是国家的最大安全,公共安全要从对公众进行公共卫生教育入手,要从培养国民健康良好素养入手,只有这样面对大疫才能减少恐惧,从容应对,降低综合成本。
其次,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世界大考。在世界多种抗疫模式中,目前,中国模式受到了多国肯定,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,中国经受住了大考,也赢得了大考,但中国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,所以中国要不断吸取失败教训从而成长起来。
最后,要进一步关心爱护医务人员,提升他们的地位和作用。在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、总体战、阻击战中,医务人员是一个特殊的英雄群体,对这个群体,要给予给更多的关心和爱护,因为他们是国家安全、民族安全和人民安全的钢铁长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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