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國《外交官》雜誌報道截圖
【本报讯】12月24日電 美國陸軍軍事學院的教授Robert Farley ,當地時間22日在美國《外交官》雜誌刊文:《拜登和(美國)信譽難題:中國大陸攻打台灣怎麽辦?》。
文章稱,美國“保衛”台灣需要什麽法律依據?為什麽說這個法律依據很重要?
自進入核時代以來,美國總統就在擔心美國威懾的有效性。假如俄羅斯入侵歐洲,(美國)國會是否會對總統做出授權,令美國作出回應?
文章稱,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美國的決策者們。雖然他們受制於國會,但他們仍努力顯得對歐洲的承諾很有決定權。此外,《北大西洋公約》第五條就允許美國有足夠的回旋余地,規定美國盡管對盟國有防務承諾,但美國仍有權避免讓自身陷入戰爭。
文章稱,在威懾理論中,這種不確定性是致命的,因為只有十分清楚和可靠的承諾才能防止戰爭。
奧巴馬時期,美國威懾的可靠性又產生了新的問題。奧巴馬最初要求國授權對敘利亞采取行動時,國會卻拒絕做出授權,將戰爭的決定權推給了奧巴馬。
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研究生帕特裏克指出,華盛頓、台北和北京之間的獨特關系令美國威懾的有效性變得更加復雜化。若對總統做出明確授權,國會就可能違反了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模糊政策。這足以引發中國大陸或者台灣采取“冒險”行動。
當然,如果不久的將來台海爆發衝突,國會也不是沒有可能做出立法,解除對總統戰爭決策權的束縛。
然而,國會對戰爭權力有了新的看法,意味著將台灣問題的決定權交給總統的可能性更低了——左翼和右翼的人都認為,總統的戰爭權力太大了,國會必須加以遏制。拜登的左翼盟友們更是這麽認為。
因此,文章推測,拜登要求國會在太平洋諸多問題上對其進行戰略授權,以及國會同意對其進行授權的可能性比以往更低了。
當然,如果中國大陸對台灣發起武統行動,拜登仍有足夠的權力做出其它回應,不必等待國會采取行動。而且,中國大陸也不會指望美國國會有可能阻撓總統的戰爭決策權,才發起武統行動。盡管如此,台海兩岸都應密切關註拜登政府與國會的關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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